（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与关键

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与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促进共同富裕需要把握好的原则时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习近平，2003，第501页）。从浙江省的乡村发展情况来看，共同富裕得以较扎实推进的地方，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只有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产业发展较好，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并提供更高的劳动报酬。浙江省各个市、县的发展水平都比较高。进一步聚焦在浙江省东阳市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其共同富裕就能走在前面。例如宷卢村是东阳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2020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479万元，实现工业产值4亿元，其人均收入在全市也是最高的，超过8.2万元。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与关键。党中央一直很重视乡村建设。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到党的十九大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再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乡村建设的目标都离不开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从浙江乡村建设的实践来看也确实如此，无论是村容村貌的整治，还是乡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据统计，二十年来浙江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村庄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资金超过2000亿元。这些投入主要是财政支出。近几年来，浙江省东阳市每年用于乡村振兴的投入资金都不少于30亿元。在东阳市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中，2020年东阳八个镇街建成了以农作物种植为支撑，集种植、观光、休闲、旅游、商业、生产、投资等功能于一体的规模化现代农业公园，极大地改善了乡村环境，而且使没有风景区的农村也能吃上旅游饭。这些项目效果好，但是投资额也极大，总投资额达7亿元，其中政府投资2.3亿元，用于田园的道路提升、水系改造、土地整理、生态公厕、生态停车场等基础性配套项目，其余资金均是通过招商的方式获得的第三方投资。可见，如果没有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政府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到乡村建设中，民间也没有足够的资本和意愿进入到乡村建设的领域中。

需特别指出的是，浙江省之所以能够通过“千万工程”建设在乡村振兴上走前列作示范，得益于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发达的民营经济。一方面，浙江蓬勃发展的民营经济支撑了“千万工程”多元化的投入格局，民间资本与政府资金共同进入农村领域才更具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民营经济为“千万工程”中许多项目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提供了社会土壤和人才支撑，这也是浙江省在乡村振兴中呈现出更高效率和活力的重要原因。

高质量发展是绿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与关键。“两山”理论在浙江被提出，与浙江省的经济发展走在前面不无关系。“千万工程”启动两年后，习近平同志到安吉县余村考察，正是该村下决心关闭矿区、关停水泥厂，复垦复绿，通过生态经济推动了当地发展的做法，得到了习近平同志的高度肯定。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宝贵实践经验也进一步支撑、促进和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同志在余村调研9天后在《浙江日报》发表了《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文章，正式提出了“两山”理论。为什么在这个阶段，绿水青山就成为了金山银山呢？首先，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是需要经济成本的，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与程度后，社会才有能力去承受和消化这些经济成本。其次，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民的精神需求（包括对优美环境的需求）才随之发展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现代化越往前走、物质生活越丰富，人民群众越喜欢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习近平，2023a）。此时，进行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就会产生经济收益。例如浙江省东阳市天山村等，就基于秀美的绿色生态环境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增长，从而使当地居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了更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可以想象，在几十年前人们还将大部分精力集中于解决温饱问题时，鲜有人会为旅游休闲付费，绿水青山在那里就只能是绿水青山，很难成为金山银山；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们的精神需求、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对绿水青山的渴望也日益增强，绿水青山就越来越容易成为金山银山。

高质量发展是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与关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社会经济大发展时才能有更多的资源（包括财富与人力）用于文化领域。例如，浙江省东阳市在传统古村落的保护上，不仅有政府有关部门的资金项目支撑，还有民营资本主动参与其中，通过修缮传统民居将其改造成文化工作坊或者是开发旅游项目等实现古村落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从全球来看，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在全球的经济地位越重要时，这个国家的文化就越容易受到全球人民的重视、接纳和追捧，与此相关的文化事业就越容易带来巨大经济收益。例如，浙江省的欢娱影视公司通过发掘中国非遗文化而制作的电视剧目，在国内外都受到热烈欢迎；茵曼服装则在其品牌内核中植入了印染等中国传统工艺、江南水乡小镇和田园山水等文化因素，利用传统文化为其品牌进行增值与赋能，极大地促进了公司发展。

（二）以工哺农、产业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工业的发展对于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尤其重要。从浙江“千万工程”的实践来看，以工哺农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一方面，我国工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已经到了有能力反哺农村和农业的阶段。我国工业产值、产量、效益持续大幅提升。工业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621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7257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66.7倍，年均增长10.3%。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接近30%（王政，2022）。许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位于世界前列，工业生产能力庞大。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为其反哺农村和农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加强以工哺农的力度，加快工农互促，才能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同时也反过来更好地促进工业本身的发展。随着部分工业生产能力时而出现过剩、国内需求不足成为经济运行面临的新困难挑战，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和农村，无疑是进一步推动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三农”工作必须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工作机制，要跳出就农村抓农村，就农业抓农业的思路，提出了“以反哺富村、以反哺强农、以反哺利民”的思路，并且明确指出，“反哺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本身也是有利于加快工业、服务业发展的”（习近平，2007，第195页）。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明确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第658页）。相关研究也表明，农业产业体系与工业、服务业产业体系联系不够紧密正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困境之一（唐旭、杨维东，2023）。因此，推进乡村振兴，必然要求加大以工哺农、产业融合的力度。

从浙江实践经验来看，以工哺农有以下三种路径。第一，以工业发展积累的资金来反哺农业和农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这是目前最普遍采用、也是最重要的反哺路径之一。工业是创造财富、积累资金的主力军。2021年，工业创造的生产总值占全部GDP的32.6%，远高于农林牧渔业（7.6%）、批发零售业（9.7%）、金融业（8.0%）、房地产业（6.8%）等其它产业。同时，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也是最主要的税收来源。2021年，制造业缴纳的税收达60623.7亿元，占当年全部税收总额的32%，是纳税最多的行业部门。在当前阶段，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因此，需要加大财政资金向农业农村倾斜的力度，加大将工业发展所积累的资金转移到农业农村领域的建设上。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中用于农林水支出的财政资金从2016年的18587亿元增加到了2021年的22096亿元。另外，各类社会资本也将从工业中积累的资本投入到农业农村领域实现以工哺农。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总结过浙江省以“三化”带“三农”的经验，其中就有“积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加速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积极鼓励和引导工商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农业，形成了一大批农业龙头企业”（习近平，2007，168页）。这些都是以工业发展积累的资金来反哺农业和农村建设的体现。2003—2022年，浙江各级财政累计投入超过3000亿元，带动社会资本投入乡村建设524亿元。2022年，东阳市“三农”建设的政府资金投入达15亿元，带动民间资本投入10亿元。浙江的乡村建设特别注重利用乡贤的资源，积极邀请和鼓励当地乡贤参与到家乡的新农村建设中，这些资金的来源很大比例上也是通过工业发展积累下来的。

第二，以工业产品与技术反哺农业，推动高效生态低碳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先进的科技装备设施的武装。浙江省东阳市寀卢村的1200亩基本农田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和智能化耕种。寀卢村有耕、种、管、收、烘干加工农业机械200多台（套），水稻的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100%；农田里5G信号全覆盖并安装了智能远程监控箱，通过“智慧寀卢云平台”就能够远程实时监测到各片田地的土壤状况、重金属含量、水温等各项指标；同时，每片土地上种植了什么农产品，使用的种子品类与品牌、播种时间、收割时间、产量等数据都能做到数字化追溯。这种数字化管理和品质可溯性，使得该村的农产品能够形成“寀卢严选”的品牌，极大地提升了当地农产品的价格。数字化与机械化相结合，使用无人机和无人翻耕机，还能够做到无人化播种、收割等，极大地提升了寀卢村的农业种植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农业劳动力，也使得规模化耕种成为可能，寀卢村的一个种田大户就流转了300多亩土地种植水稻。

第三，以工业生产模式来反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模式借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总结的以“三化”带“三农”的经验，就提到了要“以现代产业发展的理念经营农业”（习近平，2007，168页）。一方面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年轻一代劳动者中选择继续务农的比例大幅下降，从事农业活动的劳动力不断减少，对传统依靠人力精耕细作的农业耕种方式提出了很大挑战；另一方面，大型农机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结合，又为规模化农业种植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工业化的生产模式来发展农业，推进农业的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成为重要的选择方式。所谓“模式反哺”，就是将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引入农业，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农业现代化。将工业化生产模式引入农业，最突出的标准有三点。其一，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浙江省东阳市通过以下做法来创造农业生产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的条件：把乡村的土地集中到市级层面，由市里统一进行流转，从而有利于将更多的土地连片起来统一经营。2022年末，东阳市土地流转总量已经达到19.97万亩，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其二，农业生产的标准化经营。这是调研过程中发现东阳市做得很好的方面。例如，其农业特色村寀卢村在不改变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对土地实行统一布局、统一技术、统一机耕、统一植保、统一收割、统一收费、统一管理等。而这正是农业标准化的体现，例如该村在推进智慧农业的过程中，提出的测土配方的标准，什么样的土壤情况应采用何种化肥施放量方案等。这些标准化极大提高了农业经营效率。其三，有流水线似的分工，例如现代化农业生产中，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有专门负责操作的田间管理人员等，都是通过分工提高了效率。

（三）既要久久为功，又要与时俱进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和布署后，20年来，历届浙江省委省政府一直将“千万工程”作为重要战略，每年均按照省内最高规格召开“千万工程”现场推进会，省市县党政“一把手”均参会汇报工作参与布署。同时，为了保持政策延续性，浙江省委、省政府每5年出台1个行动计划，每个重要阶段出台1个实施意见，针对主要矛盾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工作任务，通过持续地深入谋划不断将“千万工程”往纵深推进。

与此同时，浙江省又根据不同阶段的新目标，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再到“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与时俱进地为“千万工程”增加新的内涵与要求。每一个阶段的目标在接近完成后，浙江省又会根据新的时代要求提出更高更广的目标和重点领域。“千万工程”始于对村容村貌的整治，2002年浙江仅有约4000个村庄环境较好，剩余3万多个村庄环境普遍较差。至2022年底，浙江全省90%以上的村庄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标准，创建了70个美丽乡村示范县、724个示范乡镇、743条风景线、2170个特色精品村、300多万户美丽庭院（方问禹等，2023）。在美丽的目标基本达到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千万工程”又把要关注的重点放到当前部分乡村活力不强，产业发展后劲不足，乡村经营人才缺乏的问题上，提出“未来乡村”的目标。

当然，浙江在深入践行“千万工程”上能够做到既久久为功、又与时俱进，也与习近平同志的高度重视有关。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亲自出席2003年“千万工程”启动会并且连续三年参加了“千万工程”现场会和发表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仍牵挂和关注“千万工程”，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推动“千万工程”二十年来的持续深入提供了遵循。正是由于二十年来，“千万工程”建设在聚焦总目标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根据不同阶段的问题与时代使命分阶段解决好突出问题，才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

实际上，不仅仅是“千万工程”，在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新中国历史进程中，凡是既不忘初心坚持久久为功、又能保持与时俱进的战略举措都能取得巨大成就。从极大宏观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始终坚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动摇，但又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与现实条件采用不同的阶段性战略，从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通过改革开放和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小康、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正是既坚持久久为功、又保持与时俱进的最重要表现。从小视角来看，中国进行的减贫扶贫事业也是如此，中国从建国伊始就确定了要逐步消除贫困的目标，并根据不同的阶段与条件实施不同的扶贫方案，从建国初期广泛的制度性整体扶贫、改革开放后的区域性发展性扶贫，到十八大以来的“精准扶贫”，都是做到了既坚持久久为功、又保持与时俱进。

从全球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和提升人民生活方面来看，中国在既坚持久久为功、又与时俱进方面是最突出的，取得的成就也是最显著的。究其原因，与我国的社会制度、历史传统有很大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如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的，“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我们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矢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坚持把远大理想和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一旦确定目标，就咬定青山不放松，接续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都是循序渐进、一以贯之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习近平，2023b）。首先，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奋斗目标才能保持一以贯之，而不是像其它许多国家，由于政党的轮换和政权的更迭，导致整体国家的奋斗目标总是因不同的政治口号而变换。其次，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在于，不因循守旧，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发挥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根据具体实践大胆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强调要在“两个结合”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恰恰是我们能够保持与时俱进的思想根源所在。再次，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就凝聚着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牺牲奉献等品格，在现代尤其强调“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精神，特别强调要“保持历史耐心”。这对于培养领导干部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具有导向作用。只有保持历史耐心，怀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做到“稳中求进”，才有可能久久为功，才不会好高骛远导致过急过快。

（四）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2022，第29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均有各自的优势和适用领域，也有各自的弊端。因此需要区分好两者的边界，做好两者的结合，才能使市场和政府发挥出最大合力，更好地推进乡村建设，否则就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

调研组通过调研对比浙江省东阳市的“千万工程”和某省的某个田园综合体（以下代称为Z田园综合体），发现这两地的乡村田园综合体，虽然都有相似的休闲农业等项目，但效果差异特别大。东阳市的乡村农旅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民宿和酒店经常在节假日供不应求，到此参加研学的团队也络绎不绝；而Z田园综合体则游人稀少，即使周末等节假日有周边居民来游玩，也很少在此住宿过夜，对当地经济以及村民就业增收的拉动作用有限。

这两个迥异的现象背后，是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差异。Z田园综合体基本上由政府领导一手推动和重点参与，投入了大量资源，但总体上市场主体参与较少，相关农旅项目也没有找到优秀的人才进行管理与营销，导致其在市场上的知名度较低，对公众游客的吸引力小。而东阳市的许多农旅项目，从投资、项目设计和运营等都是优秀的企业在做，不仅项目的宣传推广做得好，项目内容的设计也丰富多彩，不仅项目本身取得了很好的效益，而且也扎实地带动了当地居民的就业与增收。

可见，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依靠市场竞争的方式来选择优秀的企业家和运营管理人员。只要有了优秀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并且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将其所期望的目标（如推进共同富裕、或促进绿色生态发展、或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等）通过有效的机制（如设置招商引资的标准、定期对项目进行考核等）传导给企业，企业就会将政府的这些目标与企业自身的营利目标结合在一起进行平衡与协调，并通过发挥企业竞争优势与企业家精神，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把项目运营好，从而使多重目标得以用效率较高、成本较低的方式去实现。

如何才能选择和吸引优秀的企业家和运营管理人员投入到乡村振兴的项目中去呢？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浙江省的方式之一就是利用好“乡贤”的力量。近年来，浙江各级政府都在倡导和培育一种新时代的强调建设家乡、回馈家乡的“乡贤文化”。例如金华市的“万名乡贤助共富”行动，积极动员从本土走出去的企业家们参与推动共同富裕。在浙江，新时代的“乡贤文化”带来了两类重要的市场资源。一是社会资金。例如，金华的“万名乡贤助共富”行动仅在2023年启动的首批4个项目就达到了15.5亿元的投资规模（胡睿哲、卢奕仿，2023），大量进入的社会资金极大地扩大了政府推动乡村振兴的力度。二是人力资本。在浙江，许多“乡贤”本身就是优秀的企业家，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以及积极的市场开拓精神，这些“乡贤”参与到乡村振兴项目中，有利于乡村振兴项目以更加高效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来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浙江实践来看，培育新时代的“乡贤文化”并有效利用好当地“乡贤”的资源，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来利用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现代的当地的具体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案例。

可见，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政府既要提供公共物品，又要培育市场、弥补市场失灵。对浙江“千万工程”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发现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出总体要求与引导，尤其是那些市场经济不会自发形成的方向与要求，如保护生态环境、推进共同富裕、发扬传统文化等，以达到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浙江能够通过利用好企业参与到乡村振兴中的各类项目来实现促进共同富裕的目的，政府的作用很关键。因为单纯的市场行为不会自发地引致民间资本与市场运营项目也考虑促进共同富裕的问题，只有在加强政府引导甚至在招商引资的门槛与项目考核时加入相关指标，企业才会在运营中把如何更好地促进当地的就业、如何更好地与当地居民进行利润分享等问题纳入自己的运营规划中来，并通过发挥企业竞争优势与企业家精神，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把项目运营好。这也是为什么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较少参与扶贫协作和乡村振兴，而近年来企业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的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强调了先富带后富、帮后富，大大地加强了民营企业家们通过发挥自身作用来推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感。各级政府都加大了脱贫攻坚的力度，通过发挥产业扶贫的作用，通过提供产业帮扶资金、扶贫信贷政策、鼓励企业更多招用贫困地区劳动力等各种有力措施，鼓励和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扶贫协作中来。同时，党中央也提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第22页），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应使财政资金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要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第17页），“营造全社会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9，第20页）。这些无疑都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方式与途径。

第二，政府的作用还体现在对招商引资的选择和管理上。由于不同市、县、乡等地区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包括当地部门的治理能力等存在差异，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也有差异。因此，地方政府为了促进乡村振兴，还需要在引进社会资金和项目时，选择更符合当地发展要求和禀赋条件的项目。例如，浙江金华市磐安县在与义乌市进行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共建过程中，在引进建筑垃圾处理中心、小企业孵化园等众多项目中，最终选择了建设福新农贸市场这个项目，其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与当地街道的治理能力相契合，当地街道在市场运营管理上经验丰富；另一方面则是农贸市场能够辐射满足周边1.5万居民的生活需求，更有利于乡村建设；而且该项目通过各村入股分红，还能够给周边村庄带来年均250万元的收益，有利于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村民的收入（窦瀚洋，2023）。同时，政府也需要加强对相关市场主体、市场行为等的监管与管理。例如，浙江在鼓励“乡贤回农村”的同时，也在不断规范对于乡贤组织等的管理，包括对乡贤组织成员认定条件明确政治思想、专业成就、个人品德、社会影响等方面的评价标准等，从而保证回农村的乡贤能够更有利于家乡的建设。

第三，政府的作用还体现在对企业项目和农民之间的事务以及利益协调上。例如，随着大量农村闲置劳动力流入城市后，农村闲置的村居，甚至闲置的土地等都在逐渐增加。这些资源如果得到有效利用，就能有力地推动当地的乡村振兴。因此，政府在引入项目时，也承担着通过协调并推介农民的闲置农房、土地等资源的任务，并且在对这类资源进行置换时，协调好企业与农民双方，有效维护各方利益。例如，东阳市三单乡在利用乡贤力量来打造林栖三十六院项目时，截至2022年9月就已累计流转闲置房屋178间，异地搬迁古宅古建105间，流转山林600多亩、土地800多亩。这些资源的流转，都是在当地乡政府的协调与管理下，才实现了企业与农民之间的和谐共赢。

（五）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之一，其复杂性决定了其必然会出现众多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做好深入的调查研究。浙江“千万工程”的实践也再次证明了，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2023，第4页）。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或孕育了包括“千万工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共同富裕”等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或思想，这都是基于其所做的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摸透了情况发现了真问题，了解了人民群众的期盼，总结了基层的有益探索，才思考和研究出来的重大思路。

做好调查研究并不容易。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对做好调查研究的方法提出过非常重要而宝贵的指导意见。例如做调查研究“要亲自摸清吃透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习近平，2015，第40页），“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经常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近的远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众表扬和批评都要听”（习近平，2018，第526页），“要坚持问题导向”（习近平，2021，第94页）。

除此以外，要做好调查研究还应该注重以下方面：首先，调查研究的范围要广，只有经过广泛而深入的比较和判断，才能得到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结论。这个范围广有不同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调查研究的地域范围广。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了解中国是要花一番功夫的，只看一两个地方是不够的。……了解中国要切忌‘盲人摸象’”（习近平，2018，第409页），“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村，当地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走遍各县市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2023，第39页）。习近平同志在正定走遍了所有村，在宁德用3个月时间就调研了9个县，后来又走了绝大部分乡镇；在浙江用一年时间走遍了90个县市区，在上海用7个月走遍了全市19个区县；成为总书记后也依然非常重视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例如为了不断完善扶贫思路和举措，他走遍了全国十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且年年去，常常去。只有经过不同区域的比较，才能更好地知道哪些问题更具有普遍性、更需要聚焦解决，才能对比不同现象及背后的原因，才能真正解决好问题。习近平同志正是在浙江全部县市区一个村一个村地仔细考查，充分了解情况，找到了问题所在，才精准地提出了“千万工程”这一重大决策。

范围广泛的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是调研对象的群体要广泛而多样，包括不同的部门、不同的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代表等。例如为了起草好“十四五”规划，仅仅是基层代表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就在不同地方主持召开了许多场。参加湖南长沙的基层代表座谈会并与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交流的代表就包括了村支书、扶贫干部、种粮大户、农民工、乡村教师、货车司机、快递小哥、餐馆店主等不同的群体。只有广泛地倾听和了解不同利益群体的困难和呼声，制定出来的政策才能有更强的针对性，更好地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愿望。

其次，好的调查研究应该善于总结基层的有效探索。基层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最紧密、接触最直接，往往也最了解人民群众的期盼，其探索和举措，往往也最接近地气、最能解决人民群众的需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习近平同志2005年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调研时，通过总结当地为了维护生态环境关闭矿区、关停水泥厂，走了另一条绿色生态经济的道路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有益探索等经验而提出的重大判断。“共同富裕”重大思想与举措的形成，也与习近平同志的基层调查研究有密切关系。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浙江省东阳市宷卢村进行调查研究并主持召开农村基层党建座谈会。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就了解到当时的宷卢村村委及党支部已经提出了“强核心、强服务、抓创新、抓共富”的口号与工作要求。菜卢村提出的“共同富裕”，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期昐。越是基层提出的，越是接地气，越是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要求。人民群众伟大实践同人民领袖伟大思想相互激荡，促进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可见，只有把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深入到基层中去，充分了解和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真正了解人民的期盼，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才能顺应人民的意愿，才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同样也才能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值得指出的是，“千万工程”没有简单的可供直接复制的模版，否则中央也不会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习近平，2022，第30—31页）。因此，需要从“千万工程”中学习的，是其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等，本文的目的也在于力图总结出这些以“千万工程”为代表的乡村振兴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等。在以后的乡村振兴建设中，各地区需要进一步鉴和运用好这些理念与方法，结合自身的发展状况和特点找到乡村振兴的切入点，去探索适合本地的乡村建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