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结合您提到的日本面临重大战略选择，对于前任岸田政权积极参与的美日菲、美日韩等东亚“小多边”安全合作体系，这届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否会出现调整？例如，美国迎来了轻价值观、重利益的特朗普政府；韩国也出现政局变动，原先亲日的尹锡悦政权目前岌岌可危。

廉德瑰：总体来说，日本外交会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来做有利于自身的路线调整。如果“小多边”体系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无论是为配合美国，还是作为处理对华关系时的一张牌来打，日本政府将来也不一定会完全放弃。当然，本届石破茂政府基于新的平衡外交理念，如果这类“小多边”体系对日中关系造成非常大的负面效应，他也会进行调整。

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特朗普政府是否会继续推进拜登政府时期旨在围堵中国的“小多边”联盟体系。如果特朗普不重视同盟外交，只关注“美国优先”与自身的经济利益，那么没有美国压力的日本未必会积极推动这个议题。一方面，特朗普与拜登政府的路线可能不一样，另一方面，石破茂政权与岸田文雄政权的政策也有不小的区别。

观察者网：在日本自民党内部，石破茂政府曾被批评“亲中亲韩”，考虑到10月底众议院选举的结果，其政权基础并不稳固。党内与国内政局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石破茂政府未来的对华外交？

廉德瑰：从大背景来说，日本的对华政策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当美国选择继续同中国对抗，就算特朗普和拜登的政策存在不同，美国的军方与外交政策建制派依然会希望盟友配合对抗中国的战略。这必然对石破茂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不能认定日本目前的对华政策路线不会再改变。

另一方面，石破茂与前任岸田文雄的不同点在于，他有强烈的意愿，甚至愿意抵抗美国的压力去改善中日关系。从这一轮中日高层交流可以看出，如果石破茂没有这种强烈的意愿，他完全可以等特朗普（不到一个月）上台后，看美国的脸色再做动作，而不是现阶段就大力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石破茂之所以选择此时积极推动，表明了他要下决心做这件事，而特朗普也还没正式上台，不好插手。

当然，就算石破茂个人的决心再大，如果国内政治地位不稳，也会面临明年7月之后怎么办的问题。虽然自民党在10月底的众议院大选中失败，支持率降低，但这不是石破茂个人的问题。他当时刚上台，不需要为一系列国内问题承担责任。

但明年7月将迎来参议院的选举，如果届时自民党无法维持甚至丢掉很多议席，石破茂作为自民党总裁也只能承担主要责任。虽然目前难以准确判断，自民党明年7月的选情基本上是不太乐观，如果到时候丢掉议席比较多，石破茂也可能引咎辞职，其政权也就结束了。

不过，现在除了石破茂个人以外，日本政府、国会内部支持改善中日关系的人还是占多数的。比较反华的原“安倍派”势力，如今在日本内政中的影响力明显衰退。除安倍本人已经去世外，许多原“安倍派”议员因腐败问题落选，自民党在10月底的选举中丢掉60多个议席，大部分都是“安倍派”的。

因此，可以说日本政坛中对中日关系不利的势力其实受到了削弱。既然如此，万一石破茂明年7月后辞职下台，接任首相的人选也不一定来自右翼，意味着中日关系的改善势头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观察者网：社科院日本研究所12月初发布的《日本经济蓝皮书（2024）》提到，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对日本经济复苏具有特殊意义。最近丰田也敲定了在上海建设纯电动车新工厂的方针。中日可以在哪些领域挖掘经贸合作的潜力？

廉德瑰：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优势互补的体现。日本在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依然占有不少优势。举个例子，前些年美国通过芯片打压华为的智能手机业务，导致出货量降低、蒙受损失。但华为的手机以及其它产品的零部件，有大量是日本企业生产的。由于华为的产量减少、出口减少，也影响到对日本零部件的需求，最后日企方面蒙受了80多亿美元的损失。

美国打压华为，受损的不仅仅是华为和中国企业，由于中日间密切的经贸联系，也间接地打压了日本企业。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中间也有所顾虑，因为日企也是受害者。这是中日经济的许多领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势的体现。

而在中国市场和汽车方面的合作就更明显了。电动车代表着未来的方向，会逐步全面取代燃油车。包括日本的本田、丰田都提出转型战略，要在10年内转向完全生产电动车。除了丰田准备在上海投资年产12万辆的电动车工厂外，本田在跟日产合并后，也决定在广州和武汉投资生产电动车。除了电动车转型外，他们的目标也包括在华销售。毕竟中国才是最大的电动车市场，如果没有中国市场，日企的电动车卖给谁去？

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遇到困难的当下，日本企业大举对华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利好。中国需要吸引外国投资，日本的大企业也要进入中国的市场才能赚钱，所以中日经济上的合作是双赢，也不应受到两国舆论中的极端情绪干扰。这次中日关系的改善从加深人文交流、高层互访开始，整个是相互联系的一盘棋。

观察者网：随着双边关系出现改善势头，包括明年日本将召开大阪世博会，是否以及如何利用好这个契机，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长远、战略性的指引打好基础，比如形成新的共识文件？

廉德瑰：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1998年、2008年两份联合声明，再到2014年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我认为未来确实有必要通过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来规制、指导中日关系的新发展，特别是要提出新愿景。

一方面，早年签署的声明文件往往不能应对许多新现实；另一方面，2014年达成的四点原则是共识性的，也针对了中日关系中重要的具体问题，比如历史问题该如何认识，钓鱼岛问题该如何认识，但没有过多的展开。

中日双边关系还是存在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指引，比如围绕海洋问题，中日民间交流的基本原则，对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愿景等等。包括日本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这样的新问题，是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危险还是机遇？未来中国又应如何看待日本，会是一个右倾化的日本，还是坚持和平主义的日本？

在2014年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基础上，要签署一份类似《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样的两国之间的重大文件，其内容将十分复杂，也需要高屋建瓴的站位和慎重周全的考虑，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工作能够尽早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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