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经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和凯丰在延安召集100余人参加的座谈会，几十位文艺工作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言，史称“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两次发表讲话，后来综合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5月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并深刻阐述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在5月23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进而深刻阐述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并提出了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从而“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

近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现代哲学》杂志社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还有一些学术团体、机构也举办了相应的纪念活动。“理论中国”网特约参加会议和活动的几位学界人士就相关问题发表笔谈。

理论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如何理解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文化的军队”？

胡为雄（中央党校教授）：经过万里长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根据地站稳脚跟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和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共产党的声望在全国人民心中日益提高。延安成为追求进步、民主、自由的人们心中的圣地，当时上海、北平等国统区、沦陷区的许多文化人争相来到延安，投奔光明。这一大批文化人都是时代的精英，他们的到来，使延安成为中国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显得朝气蓬勃。但同时，这些文化人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不足，对新的社会生活的反映还没有找到门路，再加上这些人内部也存在一些矛盾，出现了不团结甚至宗派主义的状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感觉有必要彻底解决文艺方面的问题，才召开了这次座谈会。当然，毛泽东对这次座谈会的召开是十分慎重的，会前他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人士，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都交换过意见，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的孕育、形成和诞生过程也能看出来，它决不是凭空出世的，而是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

徐俊忠（中山大学教授）：为什么强调“文化的军队”呢？毛泽东明确指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需要各种战线的配合，其中就包括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这实际上是在国难当头时刻，对文艺战线的一种召唤，也是对当时流行的所谓“为文艺而文艺”的貌似超然主张的一种鲜明拒绝。

理论中国：《讲话》在当时发挥了什么作用？

胡为雄（中央党校教授）：《讲话》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在实践上标志新文艺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新时期的开始。许多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革命斗争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就，开辟了文学艺术的民族化、革命化、大众化新道路。《讲话》具有里程碑意义，这部重要的文艺理论著作是中国革命文艺理论中的经典。

《讲话》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循循善诱，所阐述的内容十分丰富，至少阐明了当时许多人不清楚或不甚清楚的诸多基本问题。这包括：革命文艺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文艺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艺术家的立场、态度与世界观；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风格与流派；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发展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学习外国与文艺民族形式的发展创新，文艺批评及其政治与艺术标准；文艺创作与形象思维问题等。显然，《讲话》阐发的丰富的文艺理论，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骨骼，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徐俊忠（中山大学教授）：《讲话》的发表，引起巨大反响。它不仅在革命根据地创造出一个岁月清朗的崭新文学艺术的世界，也引领着国统区“人民文艺”运动的高涨，而且产生了巨大的世界影响。据报道，最早翻译出版的《讲话》外文版是1945年的朝鲜文版；1946年日本也以《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为名，发行日文版，并从1946年到1954年再版6次。从1949—1950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葡萄牙、芬兰、瑞典、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印度、越南、蒙古、巴西、古巴等30个国家相继翻译出版这个《讲话》。《讲话》毫无疑问是一个响亮的中国声音。

理论中国：《讲话》历久弥新，在于它解决了文艺界乃至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具有长远指导意义。这些“根本性”问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杨明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讲话》涉及的主要是文艺工作，但又是超越文艺领域涵盖各方面的，是哲学层面的思考。它不仅解决文艺观、文化观问题，而且也解决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问题。因此这篇《讲话》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讲话》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以下四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的结论中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他在讲话中首先指出：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队伍，才会去谈论这样的“中心问题”“基本问题”，才会去解决这样的“根本问题”。而这，是由党的宗旨决定的，是由其服务对象决定的。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第二是核心领导问题。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一步步取得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讲话》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事业，就一定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恰恰是延安文艺座谈会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第三是思想指导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从思想理论基石上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在文艺界解决这个问题，难度会更大些。因此，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文艺界”和“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批评了那些“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的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提出了“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的任务，即“思想上入党”。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不能存在“二元论”或“多元论”。《讲话》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就是要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第四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在《讲话》的结论部分，毛泽东上来就提出了“出发点”这个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认识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所以毛泽东借文学艺术作为切入点，开门见山地提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指出一切认识结晶包括方针、政策、办法等，都只能来自于客观现实，不能来自于“抽象的定义”“思想感情”“爱”。这就是毛泽东提醒我们要注意的认识问题的前提，也是我们讨论问题之前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徐俊忠（中山大学教授）：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时至今天，依然振聋发聩。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这鲜明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基本价值观只能是以“人民文艺”为底色。毛泽东的许多论述，今天读来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既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既是文艺的，也是超越于文艺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常读常新。

胡为雄（中央党校教授）：《讲话》中提出的提高和普及问题可以说是文艺活动的一个永恒主题。当年，毛泽东认为解决好提高和普及的问题，只能从工农兵出发，为工农兵普及，为工农兵提高。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都来源于且只能来源于人民生活。对一切优秀文学艺术遗产必须继承和借鉴，但决不可以替代自己的创造。因此，“有出息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理论中国：《讲话》对后来的文艺发展发挥了什么样的引领作用？

曹泳鑫（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了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引领的社会风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劳动人民有了自我认同的新思想新观念，这种上下一致的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教育、文学艺术等体现出来，从而形成社会主义主流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全国上下进行了文化普及和社会主义文化素质教育，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全国上下形成了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并且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社会道德伦理新风尚，这种局面的形成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文化效应，也与《讲话》精神的引领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多元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上也曾出现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偏移的现象，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文化层面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腐朽堕落价值观的侵染，旧封建习俗和思想观念也有死灰复燃的现象。这些现象值得警惕。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环境中，我们必须关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大众化传播，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强调的“双为”方针，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理论中国：2014年10月15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涉及新时代文艺发展繁荣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科学系统、深刻有力的回答，成为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文艺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如何看待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关系？

薛广洲（中央党校教授）：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主要精神是一致的。两个“讲话”的基本主题是一致的，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倡导中国的文艺方针方向，即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

当前我国的文艺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毛泽东当年曾经指出的文艺界所存在的作风不正的问题，比如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在今天中国的文艺界仍然存在。这从根本上说，恰恰是没有克服形而上学的思维，没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伟大斗争”精神，没有坚定坚持我们党的初心与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问题；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比如：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的问题；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等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理论中国：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前进的力量。《讲话》在新时代有什么样的价值？重温《讲话》，给我们什么样的启迪？

徐俊忠（中山大学教授）：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实践的反复检验，《讲话》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经典，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路标。80年过去了，今天再读这个《讲话》，许多观点依然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而引发思想上的共鸣。

当然，今天重温和领会《讲话》精神，必须注意一定要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揭示《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谱系，以及它区别于其他文艺思潮的特性，进一步厘清理论上的是与非。

胡为雄（中央党校教授）：《讲话》不仅在当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在现今对文学艺术的生产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今天重温它、理解它，可以感觉到它提出的文艺理论仍是鲜活的，仍然是文艺作者创作时不得不遵循的创作规则。

杨明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结合上面提到的系列“根本问题”，我认为《讲话》也是一次文艺领域“总结经验”的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问题的时候，特别用了这样一句话提醒人们：“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这与我们党每到重大历史关头都要总结“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精神是一致的，反映了我们党善于总结经验的历史智慧。

从解决“根本问题”的角度来说，《讲话》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比如，80年前毛泽东着重提出并解决的“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呢？不是的！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样一个涉及世界观，涉及我们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是一个需要“永远在路上”不断改造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问题。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也明确告诫全党同志“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我们党就失去了根本、根基，也就没有底气和力量，就会陷入“最大危险”之中。

比如，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由谁领导和领导核心问题，始终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也是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着重强调的一个“根本问题”。《决议》强调“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并特别指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总结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时，《决议》总结的第一位的经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可见这个根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比如指导思想这个根本问题，要求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定不移、不能有丝毫动摇。这也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重申的一个根本问题。《决议》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决议》同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比如，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特别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所以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80年前，毛泽东在《讲话》结束时明确指出：“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这就是说，借延安文艺座谈会之机，以文艺为切入点，但解决的却是一系列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决定我们所要采取的立场、观点、方法，决定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基本思路和目标方向，决定我们“是什么、要干什么”，从哪里出发、要到哪里去等等一系列重大原则，最终决定我们的前途命运。因此，延安文艺座谈会所解决的系列“根本方向问题”，具有深厚的历史穿透力和强大的时代感召力。

（“理论中国”网通讯员：樊宪雷整理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