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连奎

　　第十三章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凯恩斯学派（下）

　　第十一节 萨缪尔森本人的问题

　　——“并非通才”的萨缪尔森如何为凯恩斯学派“埋雷”？

　　萨缪尔森是凯恩斯经济学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但在笔者看来，萨缪尔森对凯恩斯经济学“贡献不大，伤害不小”，是他一手造成了凯恩斯学派的两大劲敌——货币主义和供给主义的崛起。他在学术理论上通过“菲利普斯曲线”复活了货币政策，将本来凯恩斯主张的“财政投资”变为了“通过容忍通胀可以改善就业”，后来弗里德曼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判直接导致了凯恩斯经济学失势与货币学派的崛起，另外萨缪尔森在实践上也没有落实凯恩斯的“财政主义”，而是走向了“减税”，他建议的“肯尼迪减税”的最终导致了供给学派的兴起，因为供给学派就是由他的学生蒙代尔以及蒙代尔的学生拉弗搞起来的，蒙代尔最初将“减税”理论化就是以“肯尼迪减税”为实践基础，因此萨缪尔森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偏离了凯恩斯经济学，而且他的行为最终都是为“反凯恩斯主义”奠定了基础。萨缪尔森是二战之后宏观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人物”，我们读懂了他，也就读懂了二战之后的整个宏观经济学史。

　　本书主要是批判弗里德曼的，但仍然要批判萨缪尔森，我们批判弗里德曼是因为其理论中存在着大量的错误，我们批判萨缪尔森是主要是“怒其不争”。

　　一、萨缪尔森并非自称的“经济学通才”

　　萨缪尔森1915年出生，硕士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博士就读于哈佛大学，在《金融理论回望》一文中，萨缪尔森曾经这样写道：“也许我是经济学界最后的通才’--因为纯理论、文字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和概率论、对外贸易和管理经济学，全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我的手指已经动过了每一块馅饼”， 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 1970 年为他颁发诺贝尔奖的 公告中，也称赞他的着作“几乎涉及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所有领域”。萨缪尔森是“经济学通才”的说法也基本在学术界得到了确认，确实，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显示性偏好公理，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与完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的要素价格均衡定理，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乘数与加速原理相互作用、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乃至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函数，经济学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无不留下了他的名字与足迹。萨缪尔森还广泛涉猎了国际贸易和计量经济学、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人口统计学和劳动经济学、金融和垄断竞争、经济学说史和区位经济学等研究领域。”萨缪尔森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莫顿说过：“保罗应该获得六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科学论文集》就收入了他50年间的388篇论文。

　　即使这样，在笔者看来，萨缪尔森知识功底严重不足，根本算不上“通才”，如果我们仔细检阅关于萨缪尔森的各种介绍，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版本的介绍中说过他在货币与税收领域有所建树，而这却是宏观经济学最核心的领域，缺了这两块的凯恩斯经济学是不完善的，在这两个领域缺乏研究成果的萨缪尔森也不能称为“通才”，而凯恩斯学派最终在两个领域“翻车”，这与当时凯恩斯学派的掌门人萨缪尔森在这两个方面的知识缺陷有很大关系。

　　除此之外，经济学史上的很多经典名著，萨缪尔森都不熟悉，萨缪尔森与凯恩斯面临同样的问题，凯恩斯对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美国的“动态经济学”理论和英国独立发展的“货币信用创造理论”都不熟悉，萨缪尔森同样也不熟悉，萨缪尔森甚至对凯恩斯之前的整个经济学史似乎都不太熟悉。德国经济学在货币、财政上遥遥领先，甚至两百年之后，德国历史学派的很多理论仍然很前沿，萨缪尔森对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没有任何继承关系，只是从他的德国同学马斯格雷夫那里了解一些简单的财政概念，比如“公共产品”，萨缪尔森对财政理论的理论仅此而已，如果萨缪尔森深入了解了瓦格纳、克尼斯等学者的理论，他不会在财政和货币上如此毫无建树。

　　萨缪尔森对凯恩斯之前的英国经济学也不熟悉，甚至连亚当斯密和曼德维尔都分不清，以至于在他的著作中属于“曼德维尔的思想”张冠李戴给了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从来不是“曼德维尔主义者”。他没看过萨依的原著，他对萨依定律的解读也是错误的，这点他继承了凯恩斯，凯恩斯也没有看过萨依的原著，凯恩斯在《通论》中对萨依定律进行了“错误引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中完全抄袭凯恩斯《通论》中的说法，以至于人们对萨依定律至今理解错误，他的经济学教材，错漏百出。

　　萨缪尔森对货币理论知识不足，也缺乏兴趣，以至于他无法招架弗里德曼货币学派的崛起，他与弗里德曼很对立，但是作为凯恩斯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货币数量论”具有那么多明显漏洞的情况下，却没有对货币学派提出过任何有利的批评，最终对弗里德曼提出有利批判的反而是“后凯恩斯学派”的卡尔多、温特劳布等经济学家，而此时的。萨缪尔森没有对弗里德曼提出任何批评，就与哈耶克没有对《通论》之后的凯恩斯提出任何批评一样，不是他们不愿批评，而是后者的学问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研究能力，他们无力进行批评，也无处批评而已。

　　二、萨缪尔森对“微观经济学”的兴起远远大于“宏观经济学”

　　萨缪尔森是哈佛大学汉森教授的学生，汉森教授在最早在美国传播凯恩斯经济学的人物，萨缪尔森作为汉森的弟子，也是他的“财政政策研讨班”成员，他的博士论文竟然不是关于凯恩斯经济学的，而是完全的微观经济学，一个真正对凯恩斯经济学感兴趣的学者，是不可能在凯恩斯经济学如日中天的时候，去写一本《经济分析基础》这样的微观经济学著作的，而萨缪尔森确实写了，而《经济分析基础》的写作是需要大量时间的，萨缪尔森如果将时间用到了去写《经济分析基础》，自然就没那么多精力去研究凯恩斯经济学了。萨缪尔在贸易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产品经济学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大部分与凯恩斯经济学无关。正如罗宾逊夫人评价：“萨缪尔森是在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之后，仍然在宣传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的人”。

　　与其说萨缪尔森对宏观经济学不感兴趣，不如说他对经济学根本就不感兴趣，他只对数学感兴趣，他做的工作大部分属于“经济学数学化”的工作，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萨缪尔森也给经济学家开了个很坏的头，导致很多数学家开始在经济学界“鸠占鹊巢”，在这方面，萨缪尔森说不能说是“始作俑者”，但绝对是危害最为深远者。而且萨缪尔森的研究成果更多局限于“微观经济学”领域，不符合人们已经习惯的对他的“宏观经济学家”身份的认知，另外萨缪尔森在非凯恩斯经济学领域花费精力太多，导致他在凯恩斯经济学领域的成果泛善可陈，这也与他凯恩斯学派在美国的代表人物的身份不符。

　　三、萨缪尔森为凯恩斯学派埋下了两个“大雷”

　　他和索洛将改造后的“菲利普斯曲线”引入宏观经济学，也为凯恩斯学派埋下了第一个“大雷”，这个“大雷”不仅炸毁了萨缪尔森一手创建的新古典综合派，而且直接导致弗里德曼通过批判“菲利普斯曲线”登上了他个人的学术巅峰，从此替代了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坐上了美国学术界的第一把交椅。但弗里德曼也不过是回归了凯恩斯在《通论》第二十二章的论述而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创新，弗里德曼只是将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概念，换成了“自然失业率”而已。

　　萨缪尔森为凯恩斯学派埋下的第二个“大雷”，是他在经济政策上提出了“肯尼迪减税”，这一举动无意造成了后来“供给学派”的崛起，萨缪尔森的学生蒙代尔当年提出“供给经济学”就是以肯尼迪减税的巨大成功为样板的，后来供给学派又被蒙代尔的学生拉弗完善为彻底的“减税主义”，成为在现实中替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供给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身就是不兼容的，因为供给主义的“减税”必然造成政府债台高筑，从而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投资”再也难以施行。

　　三、萨缪尔森忽略了凯恩斯最重要的经济思想——“资本边际效率崩溃”思想

　　凯恩斯之所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论战”中打败哈耶克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一统天下，就是因为提出了“资本边际效率崩溃”理论，这一理论和“灵活偏好”理论一起宣告了经济危机时期货币政策的失败，从而走出了瑞典学派累积过程理论的桎梏，开创了以“财政投资”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而有了“凯恩斯主义革命”。

　　笔者认为，凯恩斯经济学的精髓不在于其论证了财政投资如何可行，而在于成功论战了货币政策为何在大萧条时会失败，凯恩斯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部分比财政理论部分的学术含金量要高的多，因此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有目共睹，而货币政策无效性才是最值得揭示的认知盲区，这才是凯恩斯经济学最精华的部分，可惜这最重要的部分被萨缪尔森忽略掉了，萨缪尔森本人应该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分析萨缪尔森的履历就知道他本身就对货币、财政这些宏观理论缺乏兴趣。

　　除了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崩溃”思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思想在萨缪尔森的教材中也没有体现，而这两个思想是凯恩斯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

　　四、萨缪尔森擅长对别人的理论“深加工”，而不是提出“原创思想”

　　萨缪尔森最擅长在别人已有研究领域进行深加工，他的研究范围广，但“不聚焦”，因此他很难出“核心研究成果”，因为他大部分都在在别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因此“原创性”不足，萨缪尔森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学术榨汁机”，他总是从别人已经炸过一遍的甘蔗中炸出汁水来，但他不善于发现“新甘蔗”，萨缪尔森的创新只是一种“榨汁”技术的创新，而不是寻找新甘蔗的创新，“两个剑桥之争”长达三十年，并没有争出多少有价值的思想，萨缪尔森如果在博士期间将大部分精力研究凯恩斯的《通论》，而不是写作《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的成就也许会更高。

　　一个学者最大的能力应该是“原创能力”，作为一个学派领袖，更应该是如此，但萨缪尔森恰恰就是缺乏的这种原创能力，萨缪尔森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大部分在是别人理论上进行深化形成的“小成果”，而非“大成果”，为人称道的理论乏善可陈，这种“理论原创能力缺乏”的背后，就是萨缪尔森在“数学”上花的时间太多，对经典名著、对大师思想阅读的太少，他生活中缺乏像凯恩斯、熊彼特那样阅读名著的兴趣，他远离政治，对现实的观察能力也不足，也不愿意太多的深入社会，这也导致了萨缪尔森在学术上并没有像凯恩斯一样成为一座“高峰”。

　　缺乏原创经济的萨缪尔森必然要对承受因此带来的烦恼，1968年，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将通胀加速理论作为主题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攻击，萨缪尔森却无能为力，乔治·阿克洛夫在《过去60年宏观经济学的教训》一文写到“萨缪尔森公开承认为此失眠”，但其实弗里德曼也并非什么新观点。如果萨缪尔森熟读通论中关于通胀的解释也就可以轻松回应弗里德曼了。

　　五、 经济学教材中的遗漏和错误

　　萨缪尔森曾言“假如我能够为这个国家写作经济学教科书的话，我才不关心是谁起草一个国家的法律”，然而任何一部公平的教科书都不应该拒绝记载新知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教科书记载谁比谁写教科书更重要。在这一点上，甚至他的学生斯蒂格利茨都开始挑战他，斯蒂格利茨在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专门针对曾经的导师萨缪尔森写了一段话：“现有的教科书不能使人们了解现代经济学，即不能使人们理解现代的经济学者如何考察世界的原理，以及不能使人们理解为了懂得当前的经济问题而必须具备的原理。当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世纪的时候，我们需要超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

　　不仅在新世纪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存在问题，即使上个世纪来说，问题也不小，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可能是既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之后影响最大的教材，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更多是自己的学术代表作，而非完全意义上的教材，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而且一开始就是作为教材编写了，作为教材应该兼容并包，特别是一项没有争议的概念应该包含进去，如果一开始面临压力，但是后期他成为了影响最大的学术领袖后，应该让教材进一步完善，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他的经济学教材至少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古典经济学中的很多成果都没有被包含进入，包含自然价格、市场价格、自然利率、市场利率理论、劳动价值论等，导致很多人不了解古典经济学，也不理解瑞典学派的累积过程理论，也就无法理解通论。第二，萨缪尔森的教材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微观经济学中指向了一般均衡，而忽视了瓦尔拉斯的其他思想，导致微观经济学指向了自由主义，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萨缪尔森还丢掉了克拉克的“有效竞争”思想。第三，在宏观经济学中丢弃了凯恩斯的边际资本效率崩溃思想和有效需求不足思想，德国的货币财政理论也没有吸收，这是一部非常不完善的经济学教材。

　　在学术界，后来货币主义、供给主义、甚至理性预期兴起后，萨缪尔森也无法“力挽狂澜”，萨缪尔森在学术和教科书两个领域最终都成为了“边缘人”。一个学者的研究一定要聚焦，必须聚焦在一个领域才可以出伟大成果，这需要真正的学术兴趣，也需要发现学术空白的能力，萨缪尔森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另外一个学者一定要有一些“接近真理”，可以经受的住“预测检验”的理论，才可以永久的留在经济学的殿堂之上，而凯恩斯做到了这一点，但萨缪尔森却没有，因此凯恩斯可以永远的留在经济学的殿堂之中，萨缪尔森却做不到。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还继承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对萨依定律的解释，这个解释直接照搬的凯恩斯《通论》中的解释，这与萨依的原著是不同的，凯恩斯没有看过萨依的原著，萨缪尔森也没有看过，另外萨缪尔森还照搬了凯恩斯货币论中对费雪方程的引述，而费雪在《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根本不是那么的公式。

　　因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后来的绝大部分教材都都沿袭了与萨缪尔森同样的错误，导致现在整个经济学界对萨依定律和费雪方程的引述都是错误的，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不是边缘内容，而这么重要的内容，萨缪尔森竟然没有核对原著，当然后来的教材编写者也没有核对。

　　马斯克在曾经说过，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很多人是很水的，只是通过过度的营销包装自己才显得比较厉害，当我们去阅读经济学原著时，才会发现那些声明在外的经济学教科书作者们是多么的轻浮，当我们阅读经济学原著时也才发现“以讹传讹”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

　　对萨缪尔森的总结

　　萨缪尔森尽管写了几百篇论文，但是总体感觉是他的探索欲不足，这与那些典型的学术大师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他与那些开宗立派的经济学大师的明显区别，笔者并不是要刻意苛责萨缪尔森，笔者从某种程度上与萨缪尔森一样也是“凯恩斯主义者”，然而一个学派的“自我革命”必须有来自“内部的批判”才行，这是任何“外部批判”都替代不了的，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也受到过罗宾逊夫人和明斯基等人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批判还不够，罗宾逊对萨缪尔森的批判更像是一个来自社会主义者的批判，明斯基的批判更多是从狭隘金融的视角出发，而不是从整个宏观经济学的视角出发。

　　另外萨缪尔森还提出了“显示原理”、“自动稳定器”理论，虽然没有什么害处，也不是太实质意义的创新，不是“根本性”的理论，他对宏观经济学的贡献远远低于汉森、勒纳、明斯基这些真正崇拜凯恩斯的人对“凯恩斯经济学”做出的贡献。

　　萨缪尔森最值得肯定的学术贡献

　　萨缪尔森虽然不像凯恩斯这些开宗立派的大师那样伟大与出色，但也不能说他是完全意义上的“庸才”，他对经济学也有一些独到的贡献。在笔者看来萨缪尔森最有含金量的学术贡献是他提出了“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两个概念，这可能是他一生最值得纪念的学术贡献，因为这两个概念真正指出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区别的概念，但遗憾的他并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充分的展开解释。

　　萨缪尔森时代宏观经济学刚刚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冲突也开始暴露出来，很多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并不能用于宏观经济学，很多宏观经济学的理念也不能用于解释微观现象，于是“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两个词诞生了，在笔者看来，“合成谬误”表示的就是微观经济学中原理不能随便用于宏观经济学，“分解谬误”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原理也不能随便用于微观经济学，举例来说，如果保护单个企业的私人产权是可行的，如果主张整个社会都实行私有制则是不行的，这是合成谬误，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可行的，但如果将宏观调控污蔑为对私人经济的干预则犯了分解谬误，通过这两个概念，我们可以更好的体会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区别。

　　第十二节 对后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对比与评价

　　“现代货币理论”是美国“后凯恩斯学派”提出的一种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现代货币理论认为可以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解决经济危机时期的政府支出问题，“财政赤字货币化”其实并非新主张，一直有人想尝试，只有现代货币理论将其学术化了，对于这一主张，我们首先明确，后凯恩斯学派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与美国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有类似之处，肯定也借鉴了“量化宽松”，但也有区别，“量化宽松”是“对整个经济货币化”，而后凯恩斯学派则主张“只对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是明显的区别，因此前者的本质是货币主义，后者的本质是凯恩斯主义，只是在筹集财政资金时借助了货币主义，现代货币理论还对财政赤字的用途进行了规定。

　　“货币数量论”制约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面临问题之一：可操作空间小

　　如果在经济危机时期，在“通缩”的大环境下，通过财政赤字拉动经济增长是可行的，但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必然面临通胀的威胁，“财政赤字货币化”增加的货币，只能与正常的“基础货币”增长率一致，也就是与经济增速一致才可以避免通胀， 因此考虑“通胀”时，“财政赤字货币化空间=基础货币数量*经济增速”。比如经济增速是3%，那么就只可以拿出基础货币数量的百分之三的货币数量去填补财政赤字，但是基础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是有区别的，基础货币的数量远远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基础货币数量的百分之三，连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而经济危机时期的财政赤字一般都要百分之五以上，因此如果考虑“通胀”的限制，“财政赤字货币化”增加的货币数量对于改善赤字没有任何意义，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但即使短期先不考虑“通胀”的限制，从长期也要考虑。

　　“货币数量论”制约下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面临问题之二：货币回收难

　　后凯恩斯学派提出“财政赤字货币化”是以失业和通缩为界限，如果以失业和通缩为限制，那就在短期内无须考虑增发的货币数量问题。如果短期内不考虑增加的货币数量问题，那只需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后期的“货币回收”问题，现代货币理论学派提出“用税收回收货币”，这确实是个好方法，税收的量也是很大的，基础货币的数量是很小的，用税收回收货币完全可行，但“税收回收货币”也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增加税收是否容易，现实是非常难的，第二，在实践中，政府会不会将“回收货币”的税收重新用于财政支出，如果将“回收货币”重新用于财政支出还是等于“货币超发”，如果不用于财政支出，就必须要求政府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忠实执政者，或是在通胀的压力下被迫这么做。这点是存疑的，而且在现代货币理论中，“货币回收”的执行者由央行变成了财政部，财政部能否像央行那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也不确定，央行一般是没有自身利益的，但财政部往往面临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他们很难缩减政府开支，因为“用税收回收货币”后，政府必须缩减财政支出才可以达“到回收货币”的目的，这时财政部愿不愿这样做很关键，如果要保障做到“货币回收”，只能在批准政府赤字时同步提出出台与货币回相关的“税收制约方案”，这种“货币回收制约”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成功实行或是维护“现代货币理论”的学术声誉 是非常必要的措施。

　　现代货币理论具有“使用时间局限性”，必须在“充分就业”实现之前停止使用，根据凯恩斯的“半通胀”理论，其实通胀在“充分就业之前”已经开始出现了，因此财政赤字货币化不能在“充分就业临界点”退出，而是应该在“充分就业临界点到来之前”退出，因此现代货币理论本质是具有“使用时间局限性”的“短期措施”，如果现代货币理论是“短期措施”，那就不能代替“”财税改革”，因此现代货币理论与笔者的新财税主义宏观经济学是不冲突的，而且是可以相互配合。在短期内可以实行现代货币理论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但在长期需要实行新财税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财税改革”，这样“短期经济问题”和“长期经济问题”都有了解决方案。

　　“财政赤字货币化”与“量化宽松”都会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崩溃式萧条”

　　在经济危机时期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会面临“使用空间小”，“货币回收困难”的问题，如果在非经济危机时期还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话，就面临“通胀”的约束，而且财政赤字的数量是非常大的，就会大大增进基础货币的投放，就会造成巨大的通货膨胀，这点与货币主义是没区别的，尽管投放方式不同，增加货币是可以流动与扩散的，最终都会变成货币总量的增加，都面临通胀问题。

　　而且财政赤字货币化与量化宽松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低利率的危害，低利率是“现代货币理论”和“量化宽松”共同的弊端，如果是短期还可以，如果是长期实行必然出问题，只要是导致“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系统性危害”都不可避免，如果财政赤字货币化形成依赖，国家仍然会陷入“资本边际收益率崩溃式萧条”，如果民间投资无法起到，仅仅依靠政府投资也是不行的。

　　总之，现代货币理论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在理论上看似没有问题，而且比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更优，因为“财政赤字货币化”增加的财政支出是财政部直接使用，可控性更强，但在实践就就会面临操作空间小，货币回收难的问题，而且如果作为长期措施使用，会面临与“量化宽松”同样的问题，一是通胀风险，二是廉价货币冲击整个经济系统的资本收益率，形成“资本边际收益崩溃式萧条”，人类面临的政府债务问题最终要通过根本性的“财税改革”才能解决。

　　第十三节  凯恩斯经济学的道德意义

　　——凯恩斯可能性三角

　　一门学说可以长盛不衰成为正统，这门学说起码应该是道德的，凯恩斯经济学已经历经了几代人而绵延不衰就是因为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更具有一定的道德意义，本文主要从道德的角度看待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可能性三角

　　自由、平等和效率是人类追求的三个最伟大的目标，任何人都想这三个目标可以同时实现，但这是不可能的，而我们如果单一的过度追求其中任何一个目标，最后的结果都是灾难，这方面人类已经有过太多的教训。

　　在经济学界追求单一目标的学派很多，比如奥地利学派就单一追求自由，其结果必然损害平等，新古典经济学单一追求效率其结果必然损害人权，计划经济单一追求平等，则损害缺乏自由，这三个目标本质上是冲突的，如果我们要在同一时间完全实现这三个目前是不现实的，那些号召大家只为其中一个目标而努力的做法都是不道德的，而彻底放弃其中任何一个目标也是我们不愿意的，如果我们想最大程度同时实现这三个目标，只有实行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才行，只有这样才可以将自由、平等与效率这三个人类最关注的三个目标最大程度结合在一起，我们称之为凯恩斯主义可能性三角，人类发展到二十一世纪，无论是奥地利学派、新古典经济学还是计划经济都已经被学术界所抛弃，二战后绝大多数国家在现实中都实行了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干预，人类目前也已经从“凯恩斯可能性三角”中摸索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也在这条道路上尝到了甜头，构筑了现代人类文明，这是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不断实践摸索的结果，不可能再回到其他老路，在今天任何对单一目标的的宣扬都应该得到理性人士的抵制，因为那必然意味着对其他目标的放弃，必然是不道德的，既然我们三个目标都可以实现，那我们为何要选择其一，而放弃其二呢。

　　国家功能的“止恶”说

　　尽管现代经济学已经不再使用“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但探讨政府的作用依然是其最重要的命题之一，笔者认为政府的第一作用就是“止恶”，这也是人类建立国家的初衷，人类建立国家既要止住自然之恶，也要止住社会之恶，没有国家之前的社会是原始的丛林社会，那时的人类生活犹如动物世界，互相伤害是常态，直到国家的出现才让这种互相伤害得到最大程度的避免，国家如果出现坏人，就要以国家的名义对其惩罚，国家建立的第一目的是制止某些作恶行为，国家先有了“止恶”，而后才可以谈到“良治”，先有“止”后有“治”，现代人谈的太多的是“良治”，而忘记了“止恶”才是“公权力”的第一职能，如果第一职能都履行不好，其他职能都无从谈起。

　　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是最大程度上可以“止恶”的社会，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有效的“止恶”不可能是文明社会，而是野蛮社会，正因为国家有了的“止恶”职能，人类才走出了丛林社会，构建了现代文明，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主要取悦于其“止恶”的程度。如果没有政府的“止恶”职能，人人都可能成为犯罪分子，因为有了国家的止恶功能，人类才极大的扩展了我们可以享受到的自由，越多的恶行意味着越少的自由，而越少的恶行才意味着最大的自由，如果不能有效“止恶”，甚至反对“止恶”，而空宣传自由，甚至以自由的名义作恶或纵恶，那即便得到自由也是互相伤害的自由。国家的出现主要是基于止恶的需要，国家的第一作用也必然是“止恶”

　　治理“自然之恶”也是国家的基本职能

　　人类不仅面临社会之恶，同时也面临自然之恶，古代人类面临的最大的自然之恶就是“大洪水”，以至于东西方都有大量的关于“大洪水”的记载与传说，人类因为因治理“自然之恶”团结起来，这也成为建立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现代人类面临的最大的自然之恶就是“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其本质上与大洪水一样都属于“自然之恶”，经济周期就是经济社会的“大洪水”。人类对经济周期的宏观干预与治理洪水是同样的道理，都是在治理“自然之恶”，治理洪水是以保护民众为初衷，治理经济周期同样也是以保护民众为初衷，凯恩斯经济学不是诞生最早的经济周期治理学说，但却是最早的人类共同接受的经济周期治理学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治理经济周期，本质也是帮助人类治理“自然之恶”。

　　止贫可以达到止恶的目的

　　马歇尔曾经说过，贫困的原因也是人们堕落的原因，通过“止贫”也可以达到“止恶”的目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通过“止贫”来“止恶”的，经济危机来临时“中产返贫”、“富人返贫”成为常态，凯恩斯经济学的实施可以避免很多人因为经济周期而返贫，正常的经济淘汰是可以预期的，是可以提前避免的，但经济危机就像突然爆发的洪水，你是没有时间收拾自己的金银细软的，返贫就在一瞬间实现。贫困的原因也是堕落的原因，每次经济危机都会造成犯罪活动的大幅增加，如果人类可以最大程度的实现了“止贫”，其实也就最大程度上实现了“止恶”。贫困分为两种，自然贫困者和因经济周期导致的贫困者，在避免因为因经济周期而导致的贫困方面，凯恩斯学派居功至伟。改善道德不仅要靠法律的禁止，也要靠民众物资条件的富足，仓廪实而知礼仪，富裕而有保障的社会才是民众所需要的。

　　 对凯恩斯经济学的误解

　　凯恩斯经济学对经济奉行的是宏观干预，而不是微观干预，凯恩斯经济学管理的是经济，而不是人，我们不能将政府干预等同于微观干预，甚至就与政府管制混为一谈，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那样理解，就犯了经济学中的“分解谬误”。如果说政府宏观干预侵害自由是典型的分解谬误。政府的宏观干预主要体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不直接干预微观个体，对微观个体的自由没有影响。凯恩斯主义干预就像是天旱时期的人工降雨，对绝大多数人都是有益的。政府对微观的干预确实可以侵害自由，但政府对宏观的干预并不侵害个体自由，即使侵害也侵害的非常小，宏观干预与微观管制并不是一回事。

　　凯恩斯之后再人类无阶级冲突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诞生之后“阶级调和”的主张开始退出经济学，凯恩斯之后严重的阶级冲突也成为了历史，在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家，比如李嘉图、瓦尔拉斯、穆勒、马歇尔等经济学家都在不同场合宣称过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比如瓦尔拉斯就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为理想，马歇尔将改善底层工人的生活状况当成了自己的终身奋斗目标，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并非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是源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是帕累托、巴罗内、兰格等提出并论证的，马克思所谓的“庸俗经济学”群体中的主流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只是放弃了劳动价值论，但他们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凯恩斯之前严重的阶级矛盾将几乎将包括经济学家在内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逼成了社会主义者，凯恩斯之后阶级矛盾大量缓和，“阶级调和”的经济主张也随之淡出了历史舞台，不再是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主张，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实施已经减轻了阶级矛盾，因为阶级矛盾爆发最严重的时候就是经济危机的时候。

　　总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具备极强的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正因为它的出现，才让人类的自由、平等、效率三个伟大的目标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大学达特茅斯CIE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北京海归协会副会长，中国原创经济学论坛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