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权与人权

　　更大的争议来自外部。

　　救狗是否有必要以高速拦车的形式？与车主强迫交易的行为是否有些过激？关注动物的权利，是否一定要以牺牲人的权利为代价？拦车救狗成功的数个星期后，这些讨论仍然在发酵。

　　6月13日，东方卫视播出了一期访谈《高速公路拦车救狗，谁之过？》，本来一场期待双方以理服人的节目，最后发展为动物保护人士情绪失控，当场大声斥责对方；赞成吃狗肉的人士现场大派狗肉制品；观众席上也飞出了掷向现场嘉宾的鞋子的闹剧。

　　许多激动的情绪，其实并非针对狗。不少人的指责是：既然能捐钱去救狗，为什么不给穷人捐钱？还有人将此事作为中国逐渐加大的贫富差距的代表。在网上讨论中，很多人提到了这场争端的象征意义：一个灰领的卡车司机被一辆黑色奔驰越野车强迫停在路边，奔驰车主和他的女友正在去一个度假村的路上。

　　究竟是每年在中国被当作食物吃掉的1000万只狗重要，还是那些以此谋生、并遵从中国传统吃狗习俗的人重要？

　　在押送这辆运狗车的司机之一伊保军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你们都是80后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吃饭什么都没有发愁的情况下，找点事做。”他一边说，一边看着穿着红纱裙、高跟鞋的女孩子爱抚那些惨兮兮的狗，甚至会搬把椅子，坐在一堆狗粮、笼子和不锈钢饭盆旁边。

　　在他的家乡河南，狗作为一种食用肉源，理所当然可以买卖——论斤两或个头：大狗每斤5元，小狗每斤2至3元，瘦狗每只10至60元不等。伊保军自己也养着两条狗，“养三四个季度就卖掉，养久了还会赔钱”。在伊保军看来，把狗收了卖，也是维持生态平衡、消灭社会不稳定因素、造福人们生活的合理途径。

　　但北京此行，使他见识了另一种思维。他看到人们开着车从四面八方赶来，穿着精致的花裙子、名牌的运动鞋、体面的白衬衫，都在为这些脏兮兮的动物奔来跑去。听到志愿者们讲述“一条狗也是一个生命”的理论时，他会笑着说：“你们毕竟没经历过事儿！”

　　动物保护人士不得不自我辩护：中国的动物权利状况非常糟糕，中国尚未有关于禁止虐待动物的法律，这些都需要有热情的人士去推动。

　　“这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志愿者搬出他们常用的道理，“通过教育这个国家的人去热爱小动物，或许可以帮人们来更好地爱同类呢。”

　　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句话，被淹没在嘈杂的吵闹中。在东方卫视的节目中，志愿者大宝妈说：“这些狗都有犬瘟，是不能吃的，我们救狗，其实也保护了人。”

　　但没人在意。

　　关于狗权与人权的争论在东方卫视的节目播出后达到了某种形式的高潮。

　　该节目获得了全国同时段收视率第四的好成绩，节目组成员非常兴奋。然而不到24小时，节目主持人骆新发现自己的微博里充斥了2000多条诅咒和谩骂；一些“吃狗派”人士“人肉”到了参加节目的动物保护人士的个人资料，并公布，导致其个人生活受到极大的困扰与不安；随后，一些爱狗人士认为节目组的立场使得动物保护人士受到伤害，又“人肉”到了节目导演的个人信息，也予以公布，导致导演的手机也不得不关机。

　　法律与反思

　　动物保护人士在此次事件中最受诟病的是：只会用道德至上批判别人，而不会在法律和现实生活的理论中讨论。但两个月后，动物保护机构方面，终于也学会从法律的角度思考与解释。

　　6月15日下午，由上善基金带头成立的京哈事件法律工作组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已经能够证明，该车所携带的检疫证明系违法开具，而该批犬只也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

　　上善基金委托北京市兽医实验诊断所，随机抽取了该批犬只中的40只进行了狂犬病抗体检测，结果为“40份样品均无抗体”，即，该40只犬均未进行狂犬病疫苗免疫。同时，为该车运输的犬只出具检疫证明的偃师市动物检疫所检验员胡根军，也没有法定的兽医执业资格。

　　这个结论，至少在两个月后，为高速路拦车救狗的行为取得了部分法律上的理由。

　　但200余志愿者上演的这次电影般的抢救行动，还远未结束。

　　据上善基金统计，截至6月20日，获救犬只中，死亡70只，分散在各宠物医院已治愈的共有约210只，仍在治疗中的有100余只，完全健康的有70只，还有60多只已被领养。

　　而根据志愿者对若干医院的治疗费用统计：腾迅的捐款已基本用尽，但亏欠的治疗费用至少还有200万元的缺口。

　　卡车司机郝小毛的生意，在事件后也受到影响。他说，强制交易让他损失了将近两万元，更可怕的是，因为他没有如约送到，没人愿意再雇他了。

　　这批狗的输出地河南偃师某狗场的老板魏同斌则气得要命，一度对前来卖狗的村民大声喊道：“不收了，不想干了！”因为听说这事儿闹上了中央电视台，老板娘干脆“卧床不起好几天”。

　　救狗人士一方，最先开始反思的是最初为狗们的后事算账的志愿者见鹏：我的爱心泛滥是否值得警惕？此类事件能否以更妥善的方式解决？作为当天爬上车顶，近乎透支体力、忍受恶臭将狗从笼里解放出来的出力者，他的反思显得格外有力：“我们凭肾上腺素救上这500只狗，也许只是这500只狗悲惨生活的开始，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

　　两个月前，他的声音在志愿者中显得不合时宜。然而两个月后，渐渐取得了一些志愿者的共鸣。

　　始终参与后期医院陪护的志愿者娃娃妈说，这次救狗行动，救下几百条生命，引起大众的关注，并且在公众间进行了有关动物检疫免疫、食品卫生、个人权利等法律方面的大讨论，非常难得。但事发之后，她也开始思考拦车截狗行为的法律依据，以及在事件过程中对法律常识的掌握。

　　另一位志愿者韩霜则坦率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4·15救狗行动，不可复制。以后的志愿活动，不能一时冲动，不能盲目，要按法律去办事，要考虑好善后。”

　　作为在此次行动中受到多方指责的中国小动物协会的负责人，王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最大的心得体会是，各个动保组织一定要团结协作，拧成一股绳，不要相互指责。对我们的批评，有些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改正。”但他同时也希望，曾经承诺过要对若干条狗负责的各家机构，能够信守承诺，负责到底。

　　“500只狗救助考验了所有参与者。没有一个人、协会、机构、公司、基金不曾怀疑过自己参与的价值……我相信，无论是中小保和芦荻教授，还是最小的医院的最没有声音的志愿者，我们都问过自己，该不该？值吗？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人放弃！”两个月后，Chris在微博中写道：“我说这话很权威，因为我自己就不少于三次想到过要放弃。但最后，每人看到了无助无奈的生命而感到怜悯，感到了责任。” ★